[提要]俄羅斯擁有十分獨特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不僅決定了俄羅斯人與他國人民不同的處世哲學和社會價值觀,而且直接影響著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冷戰(zhàn)結束后,俄羅斯的傳統(tǒng)政治文化受到了國際形勢和俄戰(zhàn)略環(huán)境劇變的強烈沖擊,受其影響,俄羅斯的對外政策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俄羅斯是一個十分獨特的國家。它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廣大的疆域和橫跨歐亞大陸的獨特地緣優(yōu)勢,而且有著獨一無二而又極為深厚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文明。這種特有的政治文化不僅決定了俄羅斯人與他國人民不同的處世哲學和社會價值觀,而且也直接影響著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常常使其在國際舞臺上以一種特立獨行的面貌令世人刮目相看。

俄羅斯政治文化既有其歷史延續(xù)性,也曾幾經變遷,包含了不同時代的積淀。冷戰(zhàn)結束后,俄羅斯的地緣環(huán)境、國家實力、政治結構和社會狀況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其制定和實施對外政策的空間和資源大大縮減,這對俄羅斯的政治文化及其對外政策的性質、方向和風格產生了重大影響。

政治文化特點所謂政治文化,“就是一個民族關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學”,“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tài)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進程所形成。……政治文化影響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由于獨特的地緣環(huán)境和歷史進程,以及不同時期來自東西兩個方向的文化影響,俄羅斯的政治文化具有極其鮮明的特點。

第一,東西方文明在這里既相互交融,又相互沖突,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歐亞文明。俄羅斯著名哲學家尼.別爾嘉耶夫指出:“東方與西方兩股世界歷史之流在俄羅斯發(fā)生碰撞,俄羅斯處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羅斯民族不是純粹的歐洲民族,也不是純粹的亞洲民族。俄羅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它將巨大的東—西方兩個世界結合在一起。在俄羅斯精神中,東方與西方兩種因素永遠在相互角力。”

俄羅斯政治文化的這種特點與其歷史上的三大事件直接相關:(1)“基輔洗禮”和基督教被宣布為國教。公元988年,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皈依基督教,并宣布基督教為國教,同時命令全體基輔市民到第聶伯河集體受洗。“基輔洗禮”是俄羅斯第一次向西方靠攏,它使尚在形成中的俄羅斯接觸到了當時歐洲文明最發(fā)達的部分,并與歐洲文明建立了直接聯系。(2)蒙古人的征服和統(tǒng)治。1241年,蒙古人征服了俄羅斯大部分國土,并開始了長達240年的蒙古統(tǒng)治時期。蒙古人的征服和統(tǒng)治迫使俄羅斯民族接受了東方的制度模式和思維方式,使剛剛走上西方文明之路的俄羅斯在政治上調頭東向,并為俄羅斯文化和思想注入了難以清除的東方血液。(3)彼得一世的改革和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開明專制”。從彼得一世開始,“持續(xù)的、大規(guī)模學習和趕超西方的改革構成了此后兩百多年俄國歷史的主要內容”,“他促使野蠻的俄羅斯人采用西歐成果”,并最終使俄羅斯從一個偏居東歐一隅的窮國一躍成為歐洲強國。葉卡捷琳娜二世推動俄羅斯在西方化道路上繼續(xù)前進,并將法國的啟蒙思想引入俄羅斯,導致了俄羅斯自己的啟蒙運動。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使西方化與東方化的兼容與對抗成為俄羅斯政治文化最顯著的特點,也是俄國社會發(fā)展的基本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東西文明互動的過程中,西方化始終未能徹底戰(zhàn)勝和壓倒俄羅斯的東方性,俄羅斯社會對西方價值觀念有一種本能的抗拒心理。
無論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走得多遠,東方式的專制制度和集體主義理念在俄羅斯始終未被動搖,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最多也只能得到“開明君主”的贊譽。毋寧說,俄羅斯的每一次西化改革都是西方因子在其東方本體上的一次嫁接,其結果是在政治上進一步強化了其東方性。東方化往往成為西方化的條件,西方化則進一步鞏固了東方化。“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或文明的某些表面成分上成為西方文明的近親,但另一方面,在本質上又與西方文明的核心進一步拉開距離。它用西方的物質文明將自己武裝得更像俄國。”“俄羅斯文化具有‘一種歐洲的意識和一種非歐洲的無意識’。”用約瑟夫.德.梅特爾的話說就是:“撕下一個俄羅斯人的臉皮,你就會發(fā)現一個韃靼人。”

第二,天然的不安全感、對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和與之相聯的擴張性與帝國情結(大國、強國意識)。早期的俄羅斯地處東歐大平原,沒有任何保障自身安全的天然屏障,就像沒有護欄的嬰兒車,而且“俄羅斯國土曾被敵人包圍”。正因為如此,它經常受到來自波蘭、瑞典、德國、法國、土耳其和蒙古的入侵,飽受奴役之苦。這種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和歷史經歷使俄羅斯民族自古就形成了本能的不安全感和對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而且“隨著俄國同經濟上先進的西方進行接觸,除上述不安全感之外,又加上對西方更能干,更強大,組織得更好的社會抱有畏懼心理”。因此,消除這種固有的不安全感和畏懼心理,就成了俄羅斯歷代統(tǒng)治者孜孜以求的戰(zhàn)略目標。而要做到這一點,唯一的途徑就是向外擴張,最大限度地擴大疆域,把“嬰兒車”造得越大越好,同時建立令人生畏的強大帝國。尋找出?？诘脑竿蛯で笈c世界商業(yè)及文化中心加強聯系的需要,也是促使俄羅斯侵略擴張的重要因素。這決定了“‘俄羅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國家思想、帝國思想”。為此,它必須擁有一支強大的、足以戰(zhàn)勝一切敵人的軍隊,并且用使俄羅斯亞洲化的方法戰(zhàn)勝亞洲,用使俄羅斯歐洲化的方法戰(zhàn)勝歐洲?？v觀俄羅斯的歷史,軍隊在國內一直擁有很高的地位,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對外擴張、建立軍事強國、追求帝國勢力和威望,一直貫穿于俄羅斯政治文化和對外交往的全過程。

第三,宗教虔誠與救世主義理念。俄羅斯民族是一個宗教民族,宗教在其政治社會生活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道德的因素永遠比智力因素占優(yōu)勢”。東正教作為俄羅斯的國教,不僅與其民族文化融為一體,而且深刻影響著俄國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雖然近代以來俄民族文化經常受到西方思潮如唯物主義、理性主義、實證主義的影響和沖擊,但東正教在俄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從未被徹底動搖過。許多著名的俄羅斯思想家,如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未能擺脫東正教的影響。作為基督教的一個分支,東正教承襲了基督教感化天下、普濟眾生的“救世”精神和使命感。俄羅斯人認為,東正教的首都拜占庭是世界的中心,是基督教世界獨一無二的領導,拜占庭滅亡后莫斯科則成了東正教唯一的保衛(wèi)者和首都(“第三羅馬”)。“在俄羅斯人心目中,俄羅斯不僅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大國,而且還因為肩負著某種神圣使命而注定要成為一個精神意義上的大國。”因此,“俄羅斯民族是帶有神性的民族。富有世界性同情心是俄羅斯民族的特征”。這種強烈的宗教意識和救世主義理念成了推動俄羅斯大規(guī)模向外擴張的思想基礎。影響分析俄羅斯的政治文化對其對外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

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

第一,俄羅斯在處理與西方國家的關系時往往左右搖擺,反復不定。對于較自己發(fā)達的西方,俄羅斯既羨慕、向往和熱愛,又對西方價值觀充滿了仇恨和拒斥心理。這種矛盾深刻體現在俄羅斯許多思想家身上,他們中的許多人往往從親西方開始,以反西方告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承認自己是“憎惡歐洲的人”、“敵視歐洲的人”,但又滿懷深情地謳歌歐洲:“對于俄羅斯來說,歐洲如同俄羅斯一樣地珍貴;歐洲的任何一塊石頭都是可愛的和珍貴的。如同俄羅斯一樣,歐洲也是我們的祖國,啊,更大的祖國!我對俄羅斯的熱愛不能比對歐洲的熱愛更多。……近一百年來俄羅斯的存在都不是為了自己,而只是為了歐洲。”俄羅斯抒情詩人勃洛克在描寫俄羅斯人對西方世界的感情時寫道:“俄羅斯是個難解的謎。歡樂與憂傷,都充滿骯臟的血,她望著,望著,望著你,以仇恨和愛戀的目光……”這種復雜情感一直延續(xù)至今。俄羅斯作家С.索洛韋伊在其1999年發(fā)表的《俄羅斯人與西方:在憎恨和誘惑之間》一文中寫道:“俄羅斯人向往西方的消費標準,但也不要指望俄羅斯會采用它們的經驗和政治經濟模式。誘惑加憎恨——這就是俄羅斯反美主義的兩個方面。”正是由于這種復雜而矛盾的思想感情,俄羅斯往往在積貧積弱、面臨危難之時毫不猶豫地倒向西方,積極發(fā)展與西方的關系。而一旦勢力加強,或者西方價值中某些深層的東西開始沖擊俄羅斯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它就會離開西方,并試圖征服西方。因此,俄羅斯向西方學習、與西方發(fā)展關系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戰(zhàn)勝西方、“拯救西方”。

第二,俄羅斯的榮辱興衰在很大程度上是與西方聯系在一起的,這決定了它的對外政策往往以西方國家為重。自從俄羅斯擺脫了蒙古人的統(tǒng)治后,它所遭受的侵略、面臨的威脅幾乎全部來自西方,它在國際舞臺上的起起落落也與西方密切相關。而在東方,俄羅斯的地位要鞏固得多,它對東方的領土擴張基本上一帆風順。落后的東方國家用一種畏懼和驚恐的目光注視著這個強大的、侵略成性的鄰國,而俄羅斯則用同樣畏懼和驚恐的目光注視著比自己更先進的西歐國家。這使它把西方看作對自己的最大威脅。而“由于西方一直是俄國安全最主要的威脅根源,同時又是俄國實現強國夢的榜樣”,所以“俄羅斯外交的主要活動方向,甚至外交戰(zhàn)略的軸心就是它與西方強國的關系”。

第三,由于西強東弱,俄羅斯外交在西方往往表現為合縱連橫、利用矛盾、維持多極均勢;在東方則更多地表現為強權、擴張、掠奪和控制。“縱觀幾百年的俄國外交史,人們不難發(fā)現,俄國走向外部世界的方法,一是如果時機可能,則實施疆域拓展戰(zhàn)略;二是在與其他強國打交道時,努力編織合縱連橫、互相制約的多極均勢體系。”與西方國家相比,俄羅斯是一個亞洲色彩濃厚的落后國家,不論在地緣政治方面還是在地緣經濟方面都不占優(yōu)勢。它之所以能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崛起成為歐洲強國,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充分利用了當時歐洲復雜的力量結構和多個強國相互牽制的局勢,頻繁、熟練地運用其非常擅長的外交藝術,分化列強,利用矛盾,從中漁利。恩格斯對此曾指出:俄羅斯外交界的“作用超過了俄國所有的軍隊;正是這一幫人使俄國成為巨大、強盛和令人恐懼的國家,并為它開辟了稱霸世界的道路”。相反,面對東方更弱小的國家,俄羅斯則大力推行霸權主義和武力擴張,并以簽署不平等條約來鞏固擴張成果。外交在俄羅斯的東方政策中成了軍事行動的附屬物和最后總結。

第四,運用宗教或意識形態(tài)為其對外政策服務。作為一個“神性”的、宗教的民族,俄羅斯離不開某種統(tǒng)一的宗教或意識形態(tài)。這是使俄羅斯社會統(tǒng)一、政權鞏固、政局穩(wěn)定和實施強有力的對外活動的重要基礎和支柱。俄羅斯民族歷來推崇大一統(tǒng),習慣于作為一個整體,以集體主義思維來判斷事物。因此俄羅斯民族必須有一個能夠為全社會所認同、突出集體主義并包含有俄羅斯民族偉大使命的宗教或宗教式的意識形態(tài),不管這種意識形態(tài)是以教化的方式還是以強制灌輸的方式為群眾所接受,否則,俄羅斯必然會陷入混亂和衰落。1917年以前,東正教是俄羅斯國家的三大支柱之一,是其維護國家統(tǒng)一、保持社會安定、進行“神圣”擴張的精神源泉。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論”成了指導蘇聯制定對外政策、開展外交活動的意識形態(tài)。這種意識形態(tài)被強行灌輸給人民并掌握了人的靈魂之后就成了某種神圣的東西,一種充滿神秘使命感的政治理念。在俄國歷史的各個時期,意識形態(tài)取向一再成為制定對外政策、進行對外交往的重要資源和支配因素。冷戰(zhàn)后的變化同任何文化一樣,俄羅斯政治文化亦具有歷史延續(xù)性,其基本內容和特征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但它也并非一成不變,隨著時代的變遷、地緣環(huán)境和國際關系的演化,其中必然帶有不同時代的印記。冷戰(zhàn)結束后,俄羅斯的版圖、實力、地緣環(huán)境和國際地位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其版圖大大縮小,從最強盛時的2200萬平方公里縮減到目前的1707.5萬平方公里,沙皇時期幾個世紀的擴張成果幾乎喪失殆盡,其西部邊界收縮了幾百公里,回到了大約16世紀末的狀態(tài)。其經濟總量在十年內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約6%,工業(yè)生產下降了70至80%,投資下降了80%以上,人民的生活狀況明顯惡化,軍事投入和軍事實力嚴重萎縮。由于從東歐撤退以及東歐各國紛紛倒向西方,加上中亞、高加索一些民族的獨立和北約東擴,俄羅斯的地緣戰(zhàn)略環(huán)境大大惡化,地緣政治中心更加暴露和危險。在國際舞臺上,俄羅斯的地位也大不如前,不僅在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上難以發(fā)揮關鍵作用,而且其自身利益不斷受到別國的蔑視和侵犯。

這種嚴酷的現實不可能不對俄羅斯的政治文化產生強烈沖擊,它對俄外交政策的影響也與過去明顯不同。

第一,由于實力急劇衰落,俄羅斯民族的帝國情結滲透了更多的歷史懷戀和渴望復興的色彩。帝國(或超級大國)的建立必須以強大的物質力量為基礎,在俄羅斯歷史上這主要是指軍事力量。俄國幾次向西方學習和進行西方化改革,直接目的是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取得對外戰(zhàn)爭的勝利。冷戰(zhàn)時期,“被稱作蘇聯的俄羅斯”(布熱津斯基語)第一次在世界范圍內確立了領導者的地位。它實力超強,影響遍及全球;它是東方世界的霸主,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家長,共產主義信仰的捍衛(wèi)者。這種超級大國的地位和威望極大地滿足了俄羅斯民族的帝國欲望,大大激發(fā)了俄羅斯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使帝國意識極度膨脹。冷戰(zhàn)結束后,俄羅斯未能從這種令人目眩的帝國意識中迅速擺脫出來,而是幻想同美國并肩領導一個新世界,只是在經歷了種種挫折和失望之后幻想才終于破滅。俄羅斯政界也認識到,美國所希望的并不是一個“改頭換面”的強大對手,繼續(xù)追求某種“超級大國”的目標只能是妄求,俄美“‘平等伙伴關系’構想從一開始就是不現實的”,“俄羅斯目前只是一個衰弱的地區(qū)性(歐洲)大國,它只保留了一個全球標記——擁有核武器。”布熱津斯基更認為:“俄羅斯現在是一個貧窮的、原始的國家。除了幾個城市,俄羅斯很像印度。”但是,幾百年來俄羅斯已經習慣于被當作一個世界強國來對待,其帝國情結不可能一夜之間消失,追求世界強國的地位和作用依然是俄羅斯始終不渝的戰(zhàn)略目標。而在經濟上實現復興,軍事上鞏固超強地位,精神上強化對苦難的忍耐和“對俄羅斯近三百年來大國地位的回憶”,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手段。普京執(zhí)政后已明確將復興俄羅斯經濟、恢復俄羅斯大國形象和重塑民族凝聚力作為他的努力方向。這必然會對俄羅斯的對外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第二,由于舊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崩潰,而新的統(tǒng)一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尚未形成,因而俄羅斯社會陷入了某種程度的思想混亂,從而也使俄羅斯失去了推行“救世主義”的信念。推行“救世主義”,通過對外政策向外推廣和傳播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和文明體系,“需要一個重要的條件,這就是該文明自認為是人類文明最優(yōu)秀的代表,自認為負有拯救和改造世界的‘天賦神職’。這時,意識形態(tài)就融合為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價值觀念就成為國家利益的一種化身”。沙皇時代的東正教和蘇聯時期的共產主義思想都曾是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體現。冷戰(zhàn)結束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在俄國徹底崩潰,東正教在經過蘇聯70多年的壓制后也不可能重新成為俄羅斯社會的主流意識,世俗化的進程已將宗教的作用限定在一個狹小的空間。1988年至1992年,莫斯科曾試圖在某種“全人類價值”的基礎上確立自己的對外政策,結果證明太富于幻想。此后,出現了諸如“自由主義”、“左翼社會主義”、“西方主義”、“民族主義”、“歐亞主義”、“激進主義”、“新保守主義”、“政治權威主義”、“平民主義”、“國家主義和強國思想”、“經濟實用主義”等十幾種社會思潮,但始終沒有形成一個能夠為全社會所接納的統(tǒng)一的意識形態(tài)和國家思想。葉利欽曾號召俄羅斯學者和政治家們?yōu)閷ふ液蛣?chuàng)造新的國家思想而奮斗,俄半官方的機關報《俄羅斯報》還為此懸賞2000美元。“但能為國家所接受的國家思想仍然沒有找到。”俄羅斯人認為,在上述各種思潮多姿多彩的表面下,國家實際處于意識形態(tài)“真空”狀態(tài),許多重大問題,社會無法作出回答。而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意識形態(tài),俄羅斯必將陷于精神危機。這在目前表現得異常明顯。塞繆爾.亨廷頓甚至形容俄羅斯已成了一個精神分裂和精神“沙漠化”的民族。與思想領域的窘狀相對應,俄羅斯的對外政策也失去了意識形態(tài)的動力。

第三,面對冷戰(zhàn)后迅速崛起的東方和日益一體化的西方,俄羅斯的不安全感和畏懼感開始在東西兩個方向上同時出現,其對外政策也相應地發(fā)生了改變。在歷史上,西方代表著先進,東方則意味著落后。面對比自己更強大和更發(fā)達的西方,俄羅斯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感受著來自西方的壓力和威脅。冷戰(zhàn)結束后,西歐聯合進程快速發(fā)展,在經濟一體化進一步深化的基礎上政治一體化和東擴也正式啟動,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各國也在改革中迅速崛起,綜合實力大幅提高。與此相對照,俄羅斯則在“休克療法”中一蹶不振,其實力第一次在東西兩個方向上都顯著下降。“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俄羅斯周圍的國家和地區(qū)在發(fā)展速度和發(fā)展活力上第一次超過了它。而未來多極世界的一些極正在直接靠近俄羅斯邊界的地方形成。”這使俄羅斯感到了從未有過的來自東西兩個方向的壓力。不僅北約及其成員國被認定為對俄國家利益的主要威脅,而且“中國威脅論”在俄羅斯也獲得了一定市場。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蔑視以及俄羅斯與東方國家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的存在,更加劇了俄羅斯的不安全感和畏懼感。“在美國,人們期待著俄羅斯被戰(zhàn)勝者式的行動,這種行動俄羅斯政治學家普什科夫稱之為‘德日模式’。美國將俄羅斯追求與西方建立伙伴關系的努力理解為俄羅斯放棄自己獨立的外交政策、不反對北約東擴、與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永遠保持一致立場、歸還日本庫頁島等等的許諾。”布熱津斯基甚至“建議使俄羅斯變成一個自由的聯邦,由歐俄部分、西伯利亞共和國和遠東共和國組成”。就是說,在布氏看來,俄羅斯的繼續(xù)分裂符合美國的利益。北約東擴以及美國對前蘇聯各共和國的滲透引起了俄羅斯日益強烈的不安,俄對西方國家的真實意圖產生了越來越大的懷疑。中俄之間、日俄之間歷史遺留的領土糾紛以及新出現的所謂中國向遠東地區(qū)“移民”等問題,也越來越引起俄羅斯某些人士的憂慮。這種來自兩個方向的威脅感促使俄羅斯對其外交政策進行相應的調整。一方面,它開始將合縱連橫、利用矛盾、維持多極均勢的策略同時運用于東西兩個方向,在西方國家之間和東方國家之間尋求一種最佳的平衡點,同時在東西方之間實行均衡外交和制約外交,以求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

第四,冷戰(zhàn)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整個世界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西方化”的傾向,對于俄羅斯來說,西方化是其實現復興的必然選擇,與西方國家的關系是其對外政策的主要方向。冷戰(zhàn)結束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fā)展的過程中,西方的價值觀念、認知標準和體制制度隨著西方先進的商品和技術迅速傳入世界各國,東方因素普遍受到削弱或限制。這是冷戰(zhàn)后世界發(fā)展的明顯趨勢,只不過這種趨勢在不同國家的表現程度和表現形式有所不同。歷史上,對外戰(zhàn)爭的每一次失利或挫折都會引起俄羅斯的改革,而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向西方學習,在某些領域某種程度上實行西方化。盡管俄羅斯不認為冷戰(zhàn)的終結是它的失敗,但冷戰(zhàn)的結束確確實實使它落入了一個十分困難的境地。在這種情形下,西方化是其必然選擇。曾幾何時,俄羅斯新領導人認為,告別過去,“向西方看齊”,走一條西方式的發(fā)展道路,俄羅斯就會在一兩年內踏上文明和復興之路。因而在經濟上實行了激進的、富于幻想的“浪漫改革”,在對外政策上則完全倒向西方,一廂情愿地投入西方世界的懷抱。然而,“西方派”浪漫改革的失敗卻又引起了某些東方因素的復歸,也刺激了俄羅斯歐亞主義思想的復活,俄羅斯政治威權主義的加強正是這種思想變化的表現。但是,面對以西方化為特征的全球化趨勢,俄羅斯已不可能再回到從前。盡管主張東西方并重的思潮在俄羅斯極有市場,但西方化的價值取向仍比較明顯。它整體上仍在西化,只是速度、方式有所不同。反映到它的對外政策上,就是將西方作為其外交的重中之重。實際上,在俄羅斯的整個對外戰(zhàn)略架構中,它更注重與西方的關系,更期望西方的接納,發(fā)展與東方的關系是為了進一步推動西方化,“與中國的關系對俄羅斯來說本身就是一個預備隊”。俄羅斯要加入世界經濟政治體系、爭取國際經濟組織的援助,都離不開西方的支持,而與東方的合作并不能完全補償俄羅斯被西方排擠所造成的巨大損失。與西方的合作首先是指與美國的合作。正因為如此,某些俄羅斯人士指出:“在俄羅斯的對外政策中,沒有什么比俄美關系更為重要的了。無論我們是否愿意,俄羅斯外交活動的空間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俄美關系的狀況。美國因素在俄羅斯外交中仍處于首要位置。”在歷史的長河中,俄羅斯在每一次沉淪之后似乎總能獲得一種鳳凰涅般木式的再生。其中俄羅斯獨特的政治文化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當前俄羅斯重回世界大國的進程中,其政治文化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